关于德国印度学的东方主义倾向，Stasik教授指出，不仅是德国的印度学，任何国家的印度学在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框架下都受到严厉批判。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在东方主义的视角下，印度学研究并非游离于政治之外。德国的印度学之所以备受批判，正是由于其部分研究成果被纳粹误用。例如“卐”成为纳粹的标志，反而它的真实含义却不为人所知。在德国，印度学中的“Indo-Aryan languages”（印度—雅利安语）常被称为“Indo-German languages”（印度—日耳曼语），但是，这并非出于殖民或统治的目的，而是为了提供一种身份认同。然而，由于纳粹分子从印度学研究中寻找支撑其理论的知识，导致印度学研究饱受争议。Stasik教授强调，实际上，印度学更多的是德国等中欧国家研究亚洲国家的一种方法，因此必须审慎对待那些将德国的印度学作为后殖民理论的一部分的观点。由于德国在南亚地区没有殖民地，因此德国和波兰的印度学研究类似，秉持非实用主义的学术目标。自19世纪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都安居于大学的象牙塔之内，并不十分关注外部世界的现状。20世纪60年代以后，尤其是当70年代结构主义成为主要的研究范式之后，学界更加关注抽象模型而非现实生活。但是在80年代末发生了一场世界性学术界革命，主要围绕大学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开始实用主义研究展开。Stasik教授认为，大学应当尽可能地提供知识，无论其实用与否。大学应当是所有知识和学问的所在地，在这里，学生能够获取知识以便更为深刻地理解社会的运作模式和运行规律。Stasik教授指出，自60年代以来，大学越来越具有实用主义色彩，职业学校越来越多。这种趋势最初始于美国，随后盛行于欧洲，大学逐渐趋向提供实用的知识。由于研究路径和流行范式的改变，德国的印度学因其非实用性而饱受诟病。

主讲人Stasik教授现为波兰华沙大学东方学院南亚学系系主任，现任欧洲南亚学会会长。其研究领域包括印地语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印地语文学中的罗摩衍那传统、西方的印度流散等。

本次讲座的主题为“从欧洲的中心出发：波兰视角下的南亚研究”。Stasik教授主要围绕波兰与南亚地区的交流史、波兰的印度学以及现代南亚研究、印度学与东方学和语文学的关系、欧洲南亚学会及其主办的欧洲南亚研究会议四个主题展开讲座。

在地理概念上“欧洲的中心”是指包括波兰在内的7个国家。波兰介于东方和西方之间，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也因此发展出了独具特色的南亚研究。历史上波兰和南亚地区的接触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五六世纪。印波交流史上的第一人是来自波兹南的犹太人Gaspar da Gama。1498年，他以著名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的顾问的身份抵达印度。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曾任波兰驻奥斯曼帝国大使的波兰贵族Erazm Kretkowski。根据他的墓志铭记载，他曾远航印度，并亲眼见到了湍流不止的恒河。第三位重要人物是波兰贵族Krzysztof Paw?owski，他曾于1596年到达印度，并从果阿向波兰的克拉科夫(Kraków)寄了一封记载了果阿当地风土人情的信件，这也被认为是最早用波兰语描述南亚次大陆的文字记录。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老师则谈到，他在荷兰学习荷兰语时遇到不少来自波兰以及其他中东欧国家的同学。他们在本科阶段接受过专门的荷兰语培训，因此对荷兰语非常精通。这或与中东欧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培养模式有关。在讲座中，Stasik教授谈及了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等西方国家对波兰印度学的影响。而在20世纪中后期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波兰的印度学是否还受到苏联影响？另外，谢老师还指出，相比起西欧国家，由于波兰没有对外殖民的历史，因此被认为是东方学研究分支的印度学似乎在波兰并未引起过多争议。在爱德华·萨义德提出“东方主义”的命题并加以批判之后，印度学等东方学研究的领域出现了什么变化？而波兰学者又是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本文整理自2021年5月14日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主办、清华大学历史系协办的讲座——“从欧洲的中心出发：波兰视角下的南亚研究”（From the Centre of Europe: A Polish Perspective on South Asian Studies）。讲座由波兰华沙大学的Danuta Stasik教授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助理教授张忞煜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南亚系助理教授谢侃侃两位学者参与讨论。